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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烽火岁月中的贾仁泽

时间:2021-04-26 10:08:32  来源:中国健康新闻网  作者:贾志强 贾倩倩

  贾仁泽(1916--1986),曾用名贾新肉,抗战时为躲避汉奸特务的追杀,化名“杜甫”。原平市(原崞县)神山二村人,神山贾氏十三世祖春元之后,曾祖父十五世祖文馨,1916年6月生,出生在中医世家,从小过继给伯伯贾银樽。

  贾银樽谨遵医家存仁心、通儒道、精脉理、识病原、知气运、明经络、识药性、会炮制、莫嫉妒、勿重利之十要,经营祖业“益生诚”药铺悬壶济世一生惠泽桑梓。

  贾银樽品德高尚、善良正直,其一言一行深深影响着儿子一生,给儿子起的姓名“仁泽”就可感受他的医者之心,笃定贾仁泽一生就走寻求救国救亡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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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仁泽

  贾仁泽从小在本族私塾读书,后伯伯支持他去崞县中学读书,在读书期间受崞县老乡中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的影响,产生了革命的理想。当时在崞县中学读书时与早期中共党员张权(后沙城村人,曾任崞县县长,)、邢尚志(施家野庄人,曾任忻县副专员)、张大同(后沙城村曾任崞县县委书记,晋北专署副专员)是同学,李阳(曾在神山任教,曾任崞县县委书记)是其老师。

  崞县中学坐落于古老的崞县城,它背靠北城墙,西邻县衙门。崞中每年有不少学生考入北平国立大学,当时大学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崞中也就特别受官方和绅士的重视。当时山西省内能与崞中齐名的只有运城中学,时称“南有运中,北有崞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中国,素有“晋北红色学校”的崞中率先受到新思想的洗礼。一些进步学生如刘保粹(崖底村人,创建忻州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崞县中学支部并任支部书记)、李兴唐(即黎玉,东野庄村人曾任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6年在崞中建立了崞县第一个党支部(为了缩小目标,称为“特别支部”)。后来,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崞县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种子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

  贾仁泽在崞中上学期间,经常和进步同学在一起讨论时局、交流思想,秘密传阅进步书刊,这使他们对黑暗现实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贾仁泽为人爽朗诚恳,坚持正义且很勇敢。

  1929年贾仁泽报考了北方军官学校,北方军官学校是阎锡山为培养晋军骨干而建立的学校。其前身为学兵团。学校分设步、骑、炮、工4科,步科2个学员队,其他各科均为1个队,还编有预科3个队,授以普通中学课程和初级军事常识,贾仁泽就读骑科。

  1936年在太原积极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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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七·七”事变后,贾仁泽加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2总队(后扩建为第2纵队),张文昂任政治委员兼山西第6行政区主任(后称督察专员)、任晋绥军区联络部部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交通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办公厅主任、交通部党组副书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1979年9月13日在北京病逝。

  1937年贾仁泽跟随续范亭等率领的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或“战动总会”)和山西新军部队1万余人也进入晋西北地区,同年贾仁泽在牺盟会干部训练班学习。

  在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及牺盟会、动委会的配合下,八路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武装自卫队和工、农、青、妇等抗日救亡团体,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月,一二〇师即由出师时的8200人增至2.5万人。晋西北各县都建立了1000至2000人的抗日自卫军或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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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仁泽时任西崞县第五区区长兼西崞县武工队队长,队员100余人,驻地在小东沟(现长梁沟镇),荆棘遍野,野兽出没,人烟稀少的地方,现实逼迫下开展“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养殖牛羊,解决全体队员的给养,并且竭尽所能给八路军筹措钱粮,组织动员热血青年参军报国。早于“陕甘宁边区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了作为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南泥湾,一边练兵,一边屯田垦荒。正是在开荒过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是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创造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南泥湾精神是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是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拯民于水火的精神源泉。

  贾仁泽领导的武工队一手拿镢头,一手拿枪杆,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他们扒铁路,割电线,送情报,造炸药,埋地雷,炸桥梁,除汉奸,抓特务,反“扫荡”,挤敌人,围据点,夺炮楼,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胜利凯歌。

  原平市大牛店镇西营村是革命老区,抗战期间范亭中学曾设立在此村,直至现在范亭中学的遗址依然存在。抗战时期西营村人都满怀爱国思想和抗战热情,都走在了历史时期的最前列。

  “日寇伏击血洒河滩命悬一线,西营人怀揣揣壶拭血保命”的一幕就发生在贾仁泽身上。事情发生在1942年冬季的一天,贾仁泽带领一名武工队队员途径西营村红崖附近时遭到日寇的伏击,从后背中弹腹部贯穿,血流不止,西营村民闻讯后,组织村民人人怀揣揣壶赶到受伤地把贾仁泽用担架抬回村,沿途用热水把血迹擦拭掉,以免被日军发现搜捕。经过西营村人的精心照顾,贾仁泽不仅保住了一条命,还有村里几个热血青年自愿要参加抗日队伍,并随他一同返回武工队驻地。

  但是他的妻子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一次夜间转移中受伤后不治而亡,丢下一个三岁的儿子由孩子外婆抚养到解放后。

  解放后,贾仁泽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不忘西营人民的救命之恩,申请到偏僻西营村执教数年,时任原平县文教局工会主席。

  贾仁泽与牺盟会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卫恒是同学。卫恒先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后官至山西省长,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1月30日,卫恒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共山西省委两次做出决议,为其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卫恒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发表有《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等文章。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并在12月2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1936年5月5日,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阎锡山经再三考虑,最后选定了“联共抗日”这一条路。这时,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在1936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

  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正式宣布成立,阎锡山任牺盟会会长。

  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薄一波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立即着手组建新军,取名“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简称决死一总队)。山西新军有了迅猛的发展。从1937年八月到1939年底,山西新军总计划发展到五十个团,主力部队约七万余人。

  1940年初,牺盟会完成了它的使命。决死队也列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式归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

  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人,便在1936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指定由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张文昂、张隽轩、刘玉衡等人正式发起,在九·一八5周年纪念日那天,正式宣布成立。

  当时,太原一方面存在着日本领事馆,挂着日本的国旗,日本特务机关和阎锡山还明来暗去地勾搭。另一方面又允许成立“牺盟会”这样的抗日组织,不过不让提“抗日”,而只能提“抗敌”。

  原平市即崞县(分东、西崞县)属于晋西北革命老区,特别是楼板寨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晋察冀边区第六地区委员会所在地,我党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王震等同志在该乡的屯瓦村居住和工作过。当地的居民也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9月底,日寇侵略的战火烧进了崞县。10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崞县城保卫战”“原平镇保卫战”和“忻口战役”三次大拼杀。中国军队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配合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0月18日,驻扎在崞县老窝村的三五九旅七一六团,设伏雁门关,炸毁敌人由大同开往忻口的辎重汽车三百多辆。10月19日,驻扎在崞县苏龙口村的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三营,在当地群众的向导下,夜袭了阳明堡飞机场,炸毁敌机24架。整个忻口战役期间,驻扎在崞县西山地区的一二0师不断袭击雁门关通往大同的要道,多次占领雁门关,收复宁武、阳方口等地,截断敌人的后方联系,有力地支援了在忻口正面战场作战的中国军队。

  就在战斗激烈之时,原平人民揭竿而起,施家野庄人、共产党员邢志尚振臂一呼,组建起第一支抗日义勇军,杀向敌人,拉开了人民抗战的序幕。

  邢志尚担任了东崞县一区区长兼一区动委会主任。并成立了三五九旅忻崞代游击支队,在上阳武村整训一月后,由部队正式接收。后又着于筹建第二支忻崞代游击队长。配合毛少先支队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

  忻口战役后,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决定以太同公路为界,将崞县一分为二:东崞县为晋察冀边区,西崞县晋绥边区领导,贾仁泽同志时任西崞县第五区区长兼武工队队长,队员100余人。

  神山村陈克俊,时任晋绥边区宁武县一区区长,解放后任崞县文教局局长。

  南神头村刘均,1938年参加工作以来,历任晋绥边区西崞县一区动委会干事,一区、二区动委会股长,西崞县游击队军需主任,西崞县一区区长,晋绥六专署财政科长,西崞县县政府财政科长,忻县随军粮站站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六专署粮食科长,阳武河水委会主任,崞县县政府秘书、副县长。1953年调任忻州专署宗教科长,文教局第一副局长。1956年调原平县任县长(此处应为崞县——作者注)、代理县委书记等职。

  在八路军的宣传组织下,全县人民迅速行动,动委会、牺盟会、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各阶层、各行业的抗日救国会纷纷成立,民兵、武工队、游击队、地方部队都英勇投入战斗网络。

  八年中,全县先后有三万多青年入伍参军,走上杀敌的战场。八年中,为了反击侵略者,全县大约有二万多人死于敌人的刀枪下,在这片257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每一寸土地洒有战斗者流下的鲜血。八年中,敌人进行了无数次扫荡,但共产党东、西崞县县委领导下的十几支地方部队,一步也没有离开始终战斗着的崞县人民。八年抗战,崞县始终是牢固的敌后根据地,英雄的崞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让世刮目相看的贡献。

  晋绥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创建的19个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下旬,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贺龙与关向应等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挺进抗日前线,进入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

  一二〇师在给敌人沉重打击的同时,会同当地党的组织和民众抗日武装,广泛发动武装群众,开展兵民结合的武装斗争。到1938年12月,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构成晋绥抗日根据地。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广大地区。在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上给敌人竖起一道难于逾越的屏障,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延安和党中央,并确保了党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交通线。

  不久,续范亭等率领的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或“战动总会”)和山西新军部队1万余人也进入晋西北地区。在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及牺盟会、动委会的配合下,八路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武装自卫队和工、农、青、妇等抗日救亡团体,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月,一二〇师即由出师时的8200人增至2.5万人。晋西北各县都建立了1000至2000人的抗日自卫军或游击队。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正式启程赴晋,11月3日到太原,翌日阎锡山、赵戴文、梁化之就约薄一波会面。双方寒暄了一番后,阎要薄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去牺盟会主持日常工作,薄一波答应了,但与阎约法三章,说:“阎先生,至于什么名份,都无所谓。不过我想事先说明几点:一、阎先生既然赞同中共抗日救亡的主张,那么,在宣传上请不要加以限制。二、一波此次回晋,是奔阎先生‘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大目标而来,因此,只要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我都做,不利的事不做。三、在用人上请给予方便,对来共事的老朋友,要保障安全。”阎锡山当即应允。正是有了这“约法三章”,才为薄一波等人日后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约法三章后,薄一波开始接办牺盟会。牺盟会最早是由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进步青年倡议成立的,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并在同盟会之下,与李烈钧等人组织了“铁血丈夫团”,他喜欢这类富有牺牲精神的名称。

  牺盟会是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的,会长是阎锡山。成立之初,成分比较复杂,既有个别共产党员,也有一批进步青年,还有一些跟阎锡山反过共的人。成立大会发表的纲领、宣言、《告同胞书》都是好的,进步的。大会的召开以及纲领等的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在延安,毛泽东看到那份刊有牺盟会成立消息的宣言和报纸后,十分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呀,这和我们蒋委员长讲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外交途径未到最后关头’的调子不一样嘛?看起来,山西方面也开始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唱反调了!好啊!”而在南京,蒋介石得知牺盟会成立的消息后十分恼怒,对部下吼道:“这牺盟会的矛头何指?阎百川又在搞什么把戏!”日本方面得知后亦很恼怒。阎锡山周围的顽固势力也乘机出来坚决反对。阎锡山见势不妙,推诿说:“纲领和宣言仅一二发起人之个人意见,未经正式通过。”在各方压力下,牺盟会一成立,工作就被搁置起来。但抗战形势的发展,迫使阎锡山不得不发挥牺盟会这一抗日民众组织的作用,以利于山西的抗日,于是就想起了与共产党人联手。

  薄一波等人开始工作后,征得阎锡山同意,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成立了新的工作班子。新班子成员有薄一波、董天知、韩钧,还有原来的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等,其他一切照旧,阎锡山仍任会长。牺盟会的领导权接过来后,对它进行彻底改组、改造还是个问题。针对那些顽固反共分子借牺盟会名义到处招摇撞骗,薄一波等采取了一些办法,提倡多做实事,反对空谈,不断开辟新的工作阵地,成立了牺盟会太原市委员会;村政协助员下乡,争取民训团、军政训练班等领导权;尽可能多地引进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来参加牺盟会工作;团结左派,中立中间派,打击右派,把右派排斥出去。

  牺盟会改组不久,阎锡山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他在会上出了一个题目: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让大家讨论。会议开了几天,许多人发了言,阎锡山一直不表态。薄一波反复考虑,分析了阎的意图后,决定让董天知发言试探一下。董天知在会上说:“诸位,日军步步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作准备,将来必吃大亏。不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你阎会长讲的,发展30万国民兵是当务之急。”董天知的一番话正中阎锡山下怀,阎锡山听了虽然没有说话,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色。他在回去后对赵戴文和梁化之说:“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董天知那么年轻,就能提出那么好的意见,了不起!”会后,阎锡山就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委托薄一波等成立各种组织,如训练团、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这样,牺盟会就掌握了主持抗日民众组织的大权。

  1936年12月,薄一波着手训练1000名“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工作,规定临时村政协助员下乡的任务有3条:一是广泛进行宣传鼓动,唤起民众爱国热情;二是发展牺盟会员,以十人团的方式组织100万会员;三是挑选爱国意识强、工作积极努力的会员,介绍他们投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需要两万人,因为按照阎锡山武装30万国民兵的计划,需要两万连排级干部。村政协助员训练班举办了两期,1000人左右,每期训练10天,然后分派学员下乡工作,时间为3个月。村政协助员下乡后,深入县城、乡镇,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正值绥东百灵庙战役胜利,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预示着抗日战争新时期的到来。百灵庙大捷,又极大地鼓舞了山西和全国人民。在这种形势下,村政协助员下乡,一经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就立即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救亡热潮。经过3个月的工作,山西各地牺盟会员发展到60万人,薄一波等从中挑选了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招来后,从1937年4月开始,分别集合在忻州、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处,组成10个团进行训练。各团政治部主任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团以下的政治工作人员亦由薄一波等选派。教导团的建立,为后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这10个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成立后,干部问题得到很大解决,但绥东百灵庙战役后,中共北方局没有给山西方面再派干部来,因而干部仍觉不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需要大批工作人员,以后建立新的抗日部队需要大批政治、军事兼优的干部,加强民运工作也需要增加一批民运工作干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薄一波等人接办了军政训练班,并成立了民训干部团。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招收了45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大多是来自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个省市的青年,其中有不少是流亡到山西的青年学生。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牺盟会还分别设立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毕业后做军队政治工作;冲锋上士训练班,毕业后当军队基层骨干;妇女运动训练班,学员毕业后赴乡间做妇运工作;寒假或暑假训练班,前者专为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开办,后者为太原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开办;牺盟会干部训练班,训练牺盟特派员。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开办,不仅为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提供了政治干部和牺盟会县以上组织的大部分干部,而且为后来建立山西新军准备了干部。

  在抓紧牺盟会思想建设的同时,薄一波等还抓了牺盟会太原市委和牺盟会特派员两项工作。牺盟会太原市委成立于1937年春,下辖5个区。此外,还建立了牺盟会兵工厂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这些工作委员会受市委直接领导。通过特派员的工作,建立了各县牺盟会,并建立区、村各级牺盟组织。在薄一波等人领导下,牺盟会成为在特殊形式统一战线下由我党领导的有政权、有武装、有群众的组织,这是与阎锡山的初衷相反的。

  然而薄一波等人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各种顽固势力的斗争中曲折前进。山西的顽固分子以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为首,不断向阎锡山告状请愿。一次,王靖国带领80多名高级将领,齐刷刷跪在阎锡山面前哀求:“薄一波是共产党,让薄一波这些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们这些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也向阎锡山施加压力,说阎用的都是共产党。各县的地主豪绅也纷纷给阎锡山发电报、写信,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的人,不能用。但阎锡山自有他的如意打算,他是想利用薄一波这些共产党人,给他组织群众,组织军队,扩大抗战的政治影响,这样既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又搞好了与共产党的关系。他把王靖国等训斥了一通:“你们懂得个啥!现在我们还能拉上共产党,将来想拉都拉不上了。你们知道什么?蒋介石周围不也有共产党吗,他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样一来,王靖国他们只好忍气吞声。有了阎锡山这堵挡风的墙,薄一波他们便可以更加大胆地干,不过这要按照阎锡山的意图,用薄一波的话说,就是戴阎记“帽子”,讲“山西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然而阎锡山没有料到,他所寄予厚望的牺盟会及牺盟会后来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竟成为他的对头,决死队最后归于八路军的系列。

  所谓“牺盟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进步群众团体,是国共两党在山西建立的特殊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1936年9月在太原正式成立。

  阎锡山任会长,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共产党人薄一波、戎伍胜、宋邵文等。该会以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信仰和全民总动员为口号,成为山西省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1936年冬,牺盟会总部创办了“山西军政训练班”、“山西民众干部训练班”、“山西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等,随后向各县派出临时村政协助员和牺盟会特派员。1937年初,成立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每团2000人,为组建国民兵培养干部。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为达到“自存”的目的,表示支持牺盟会工作。共产党利用这一形势,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在工厂、学校和乡村中大力发展牺盟会。

  据1939年9月统计,全省会员达90万人。在八路军的协助下,还组织了一支拥有数万人的新军武装,在各县建立了人民自卫队和抗日游击队,中共通过牺盟会掌握的武装力量达10万人。在山西全省105个县中,由共产党员当政的达62个县。但中共力量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惊恐,1938年2月日军占领临汾后,他对牺盟会开始采取限制和削弱的方针。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

  ,宣布解散牺盟会。此后,牺盟会中坚决抗日的成员在中共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薄一波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立即着手组建新军,取名"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简称决死一总队)。从1937年八月到1939年底,山西新军总计划发展到五十个团,主力部队约七万余人。

  1937年9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率部开赴晋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为配合国民党军在忻口、太原作战,第120师在雁北的井坪、平鲁、雁门关等地连续打击日军,并组织地方工作团深入各县,协同中共山西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组成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不久改称晋西北区委),赵林任书记,罗贵波任副书记;11月,又组成绥远(今内蒙古中部)省委,白如冰任书记(不久改称绥远区委),领导晋西北和绥远南部地区的工作。

  至1937年底,第120师在以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暂编第1师师长续范亭为主任的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配合下,在晋西北的14个县内组织起游击队和脱产民兵、自卫队1.1万余人,第120师亦由东渡时的8000余人至翌年1月发展到2.5万余人,开辟了以管涔山为中心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2~4月,日伪军1万余人对晋西北发动首次围攻,国民党军未作有效抵抗即行撤退。第120师奋起反击,连续收复7座县城,保卫并扩大了根据地。8月,第120师大青山支队2000余人挺进绥远,于当年冬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又是中共中央与敌后战场联系的通道,与晋察冀、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鼎足而立。

  晋西北有支能征善战的"毛支队" 1937年9月,三五九旅挺进到晋西北的忻县、崞县、代县一带,旅长王震发现这一带有"神山营""黄牛连"等抗日武装,决定把这些抗日武装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便分派给毛少先一个任务,让他离开独立营,去组织和领导这些抗日武装,给的番号为忻崞代游击支队。 离开独立营时,王震问毛少先:"派你去游击队当队长,有啥要求?" 毛少先回忆说:"当时,我有点不愿意离开大部队,心想既然叫我去组织游击队,总不能空着双手去,便要求派党员,派干部,给武器。" 王震指着毛少先及其警卫员蒋立云说:"党员、干部和武器,你们都有了!组织开展游击战,不能靠天,不能靠地,要靠地方党组织,靠人民群众,不然,把你的独立营全带去也不行呀!" 毛少先虽然没有在王震那里要到人和枪,但从王震那里要到了主心骨:靠党组织,靠人民群众。他带着警卫员来到崞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共产党员邢志尚、李阳、张大同等人原先听说八路军派人来领导游击队,都奔走相告,喜出望外,但一看只来了两个人,都有点儿失望。 然而,毛少先没有让地方党组织失望。毛少先回忆说:"我一遍又一遍地把党中央的指示和王震同志的谈话,作了尽可能的传达和发挥,翻来覆去说明一个道理:要赶走日本强盗,不能靠神仙皇帝,要靠我们自己,要携起手来,万众一心地与日本强盗拼搏!"做通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后,立即行动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户户出力抗战。

  后来,在崞县不仅组建了区、县游击队,还新建了两个团。这两个团的番号是七一四团和七一九团。借鉴崞县经验,毛少先又在忻县和代县成立了区、县游击队。

  到了1938年春,三五九旅向敌后挺进时,由毛少先领导组织起来的忻崞代游击支队改用新番号,称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支队。毛少先任支队长,支队政委由崞县县委书记胡全兼任。独立第二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崞县的四个区游击队编为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世柱,大队政委刘武;忻县和代县游击队编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刘森,大队政委彭在恩。

  1938年上半年,独立第二支队在毛少先指挥下,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先后袭击同蒲铁路,攻击原平车站,炸毁桥梁十多座,收复了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等七座县城。

  1938年底,毛少先计划把原平镇的日伪军主力引诱到田家庄消灭。然而,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日伪军把独立第二支队的一个打围的连队包围了,而此时独立第二支队的主力在上申村和下申村一带。毛少先接到报告后,决定马上进行反包围。于是,独立第二支队兵分三路,对日伪军进行了更大的包围。这时,由于形成了里外双层包围圈,里面有自己的部队,不好射击,只能展开白刃战。毛少先身先士卒,抡起大刀与日伪军拼杀。这场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军上百人,烧毁汽车十余辆。毛少先就是这样率领独立第二支队,纵横驰骋在雁门关至石关岭一带,打得日伪军不敢轻易出动,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当地群众亲切地称独立第二支队为"毛支队",还编了一首歌传唱:"毛支队"扎根在人民心间,每个人都和我们血肉相连。单个是活的碉堡攻不破,集体是铜墙铁壁打不烂。敌人见了发愁,人民见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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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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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范亭同志旧居

  续范亭(1893-1947) 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日爱国将领。山西原平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历任旅长、军事政治学校校长、陆军新编第1军中将总参议。1935年12月16日,因痛恨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遇救未死。抗战时期,任第2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第2战区保安司令。1939年后,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历任山西新军抗日决死队总指挥、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等。1947年9月12日在山西临县病逝。

  1937年9月,国民党军大退却,八路军挺进山西前线,并号召全民抗战,开展总动员。在共产党的倡议下,在太原成立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续范亭为主任委员,八路军代表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阎锡山虽然同意成立“动委会”,但只准在他指定的区域内活动。“动委会”在敌后建立抗日力量,收编了一些国民党的溃兵,续范亭将这些人编成二十五个支队,阎锡山闻之,命他缩为八个支队,拟定他在晋西北较贫瘠的岢岚、五寨、神池、河曲、保德五个县内活动,并任命续范亭为山西第二区保安司令,续范亭为抗战大计,不计较一切,致力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39年1月,续范亭接到阎锡山的指令,参加了秋林会议。阎锡山在会上大讲“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真理”等谬论,续范亭当面驳斥,大声疾呼:“只有坚持抗战,中华民族才能存在”。会上斗争十分激烈,续范亭慷慨陈词,痛哭流涕,弄得阎锡山十分尴尬。阎锡山说续范亭是“背着棺材抗战”。

  1939年7月,阎锡山下令解散“动委会”,取消山西第二区保安司令部,将续范亭的几个支队缩编为陆军暂编第一师,续范亭任师长,郝梦九(旧军官)任政治部主任,张希钦任参谋长。续范亭对阎锡山的阴谋有察觉,便着手整编部队,请求八路军派来一批政治干部。阎锡山对暂编第一师更加忌恨。他收买了郝梦九和四十四团团长冀聘之,在暂一师内制造“磨擦”挑动四十四团哗变。续范亭非常气愤,率两个团将四十四团包围,冀骋之带了十余人越墙而逃,全部官兵胜利归建。

  1939年12月,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亦称“十二月事变”),以六个军的兵力,并与日军勾结,向山西新军发动了进攻,企图先在晋西消灭决死二纵队和二○九旅,然后消灭晋西北、晋东南的新军。事变发生后,新军各部在八路军的援助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对-顽固军的进攻进行了自卫还击。12月26日,阎锡山的亲信赵承绶在晋西北兴县蔡家崖召开极端秘密的紧急军事会议,并请续范亭参加。会上,赵承绶传达阎锡山的密令:在消灭决死二纵队的同时,“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消灭八路军一二○师在晋西北的部队及其地方武装。续范亭听到此处,义愤填膺,当会议具体部署兵力时,他乘赵承绶等围着案子看地图之机,悄悄离开会场,直奔史家庄八路军三五八旅彭绍辉部。他见到旅政委罗贵波,将阎军军事会议情况全盘托出。当时,该旅只有一个团在身边,罗贵波十分焦急,续范亭当即表示,把暂一师拉上去顶住。罗贵波同意。续范亭当即回到暂一师师部,立即发布命令,令该师战斗力最强的三十六团星夜出发,配合三五八旅反击顽军。

  中共就晋西北“摩擦”斗争的情况分析,认为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赵承绶在没有公开打我们之前,还是要争取一下,使他的反动行动迟缓一点,有益于抗日大局。晋西北党委商请续范亭出面,向赵承绶建议,再开一次会议,“以消除误会,加强团结”。为了大局,续范亭毅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赵承绶也因为军事上尚未准备好,见八路军已有准备,企图行动上再迷惑一下八路军,也同意举行这次会议。当续范亭决定前往兴县赴会时,各方人士都担心他的安全,说这次会可不是“团结会议”,而是“鸿门宴”,凶多吉少,绝不能上当。但续范亭说:“我是新军创始人之一,前去赴会,义不容辞。我看透了他们,他们不敢怎么我续范亭!”他和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刘惠农等毅然上路。会期两天,他在会上讲了半天团结的话,会后安然而归。

  归队以后,准备反顾。他率两个团先抢占了有利地形赤坚岭,八路军七一四团和决死四纵队也先后到达赤坚岭,这是晋西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大会师。各部队负责人共同决定,成立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共推续范亭担任总指挥,罗贵波担任政委,直辖决死二纵队,决死四纵队,暂编第一师和工卫旅。1940年元旦,总指挥部下令向赵承绶、郭宗汾部进行反击。以赤坚岭为基地,分左右两路行动。续范亭为了民族利益,同十多年的老友赵承绶开战了!不久,贺龙率师由冀中回到晋西北,在临县与他会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艰苦奋斗,创建、巩固和发展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初,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合委员会,贺龙为主任委员,续范亭为副主任委员。后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续范亭被推选为行署主任,同年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贺龙为司令员,续范亭为副司令员。

  1940年冬,日军开始冬季大“扫荡”,续范亭率领行署机关人员日夜转战行军,积劳成疾,胃病、肺病俱发,终于病倒。次年5月,渡河到了延安,经医生检查,发现肺部大部溃烂,立即被安排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当时,解放区被敌人,药品奇缺,毛泽东派人将自己的药品送来。周恩来、彭真等人都设法从敌占区给他购买药品。

  1942年延安整风时,续范亭赋诗表达了革命到底的决心:“老汉当益壮,穷汉当益坚。卷土重来再奋斗,革命未成敢息肩?”这年7月,朱德总司令到枣园看望他,请他和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诸位老人到延安城东南90里的南泥湾休养,半年后大见成效。1943年,回到延安附近的少陵川口梅园,并把他夫人许玉侬接来照顾,不久,便可骑马行走了。

  这年五一节前,续范亭度过了他一生难忘的一天。这日天气晴朗,惠风和畅,毛泽东邀请续范亭和几位同志到他家小宴。饭后,他坐在毛泽东身旁,畅谈身世,讨论大局。续范亭问毛泽东年岁几何?毛泽东回答已满50周岁。续范亭感叹地说:“三十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即席赋诗一首:

  半百年华不知老,

  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

  好与先生祝寿考。

  晋绥军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之一。 1940年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贺龙,关向应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部队主要是120师主力,另有部分地方武装。1942年9月奉命改称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枫。下辖三个军区、八个军分区及八路军第358旅。后又由贺龙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军区机构仍存在。1949年初,部队并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但军区机构仍保留,仍由贺龙兼任司令员,李井泉兼任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撤销。

  陈树森(1904-1973)曾用名陈亭珍,原崞县(现原平市)神山二村人,1904年6月生,从小只读过两年书,后因家境贫苦,父亲早亡,停学到太原兵工厂当工人,在工厂与工头进行斗争遭到打骂后跑到北京当工人,在京期间受崞县老乡中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的影响,产生了革命的理想。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树森同志返回崞县,9月参加了崞县动委会工作,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崞县任三区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1939年初调来静乐县,任县委组织部长。日寇占领静乐县城后,陈树森同志与县委其它领导成员转移到娄烦一带,深入群众,领导了对敌斗争和反顽固斗争。

  1939年秋,陈树森同志带领贺本绪同志代表静乐工会组织赴临县出席了晋西北工会代表会议,会上陈树森同志代表静乐群团组织控诉了旧县政府迫害工会主席张文焕的罪行,大会做出了营救张文焕的决议,后在全区工会组织的一致抗议下,迫使旧县政府释放了张文焕,取得了反顽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接着,陈树森同志与县委书记李建平、宣传部长李国珍、时曙明等同志一起组织了静乐县的夺权斗争,建立了抗日民主新政权。1941年春陈树森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春毕业后返回晋西北先后任河曲县委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社会部长、崞县公安局长、崞县县长。

  神山土改前期,贾富正、孙大恒等成为积极分子,陈贵恒、贾卯仓等是民兵,村里成立宣传队,贾瑜、贾未仓、陈贵恒、贾卯仓、贾占廷、贾占春、贾拴堂、贾通中、贾国林等都是队员。贾瑜负责剧本编写、导演、板胡等乐器演奏;贾通中和贾国林等是鼓手。土改后期陈树森亲自主持神山村土地改革工作,左倾扩大化,全村地主、富农突增无数,村民怨声载道后政府予以纠偏。

  1948年7月随晋绥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同志赴河北平山学习,准备接管城市。1949年任北京市丰台区区长、公安局长。解放后不久调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处长,公安学校校长。1956后年历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北京市分会副主席、北京市第四届政协委员。

  1973年2月24日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68岁。

  张敏(陈树森妻),原名张冬花,1924年11月21日生于河曲县坪泉村,1941年8月被选为副村长。1942年2月调河曲县一区妇救会工作。1943年任河曲县二、五区妇救会副主任、主任。1945年8月调崞县一、二区、城关区任妇救会主任,不久任崞县妇救会副主任。建国后调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局任人事股长、局办公室、组织科干事。1972年调北京市民政局组织处工作,1983年离休、处级待遇。

  牛佩琮(1909-1990),山西定襄人。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37年任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及军政训练班主任。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副纵队长,太岳区太岳行署主任,中共太岳区区党委常务委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

  1933年5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北平分盟,同年下半年任清华大学“社联”书记。 同时担任《清华周刊》主编,宣传进步思想。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负责人。1934年11月任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不久,因党组织遭受破坏离开北平。 1935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夏,因当局无确证被保释.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任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及军政训练班主任。利用秘书身份作掩护,给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36年在山西新军任太原军政训练班指导员及民政训练团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参与了创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工作,先后任一总队和一纵队政治主任、副纵队长。积极动员青年抗日,扩大了抗日武装。不久决死纵队转移到上党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对决死纵队里面顽固反共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护和壮大了革命力量,多次配合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围攻。

  1938年9月调任太岳行署主任,中共太岳区区党委常委。

  1949年5月,牛佩琮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7月任中南大区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10月调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后来的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4月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认真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助李先念副总理处理财贸战线的日常工作,为国家财贸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

  1964年中央刘岱峰、牛佩琮、郑思远等领导派驻山西“四清工作团”,山西省省长卫恒同志兼驻定襄县“五、崞、定”四清工作团团长。

  1964年,山西文联主席马烽在原平县参加四清运动,负责神山管理区四清工作,鉴于当时原平县一桩头号大案即贾儒林、贾卯仓、贾存兰等状告“贾仁泽倒卖旧军官贾学明的山林、逼死人命一条”之诬告状因证据不足无法结案。

  牛佩琮屈从政治形势接手并违心地处理了该案件,采取先把贾仁泽成分“中农”变为“破产地主”进而解除公职,把这桩彻头彻尾的诬告案了结。

  “文化大革命”期间,牛佩琮被诬陷为“叛徒”,遭到残酷迫害和长期监禁,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6年,马烽遭到了迫害,经历了挨批斗、蹲牛棚。

  刘均1964年“四清”运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揪斗10年之久,其中看守所坐牢一年有余。

  据贾仁泽生前讲述:不停状告“贾仁泽倒卖旧军官贾学明的山林、逼死人命一条”原委:所谓旧军官贾学明是他族叔,曾任国民党61军副军长,与军长李服膺并肩浴血抗日,但李服膺被阎锡山屈杀后他也辞职以示抗议,也因为这层家族政治背景贾仁泽处处受到党内歧视,最终被解除公职,至今也未彻底平反。

  贾仁泽曾祖父贾文馨曾在崞县文治村有一片山林,解放土改后国家曾有政策,按当时贾仁泽“中农”成分并且有祖辈山林所有权的“契约”可以审批一些木材,同时“轩岗林业所”领导也考虑到:1938年神山“2.30惨案”即农历二月三十日本扫荡神山村时,从神山村南山第一炮就把贾仁泽祖宅四合院大门炸了,因祖宅贾仁泽留给八路军平山团营部使用,所以招致日本进村后首先炮击,后焚烧了正房、东房,所以就给批了10立方木材,以便修补所用。

  恰巧原平县文殊庄村书记张帆急需解决村民照明问题,但是苦于没有电线杆,贾仁泽曾经在该村当过老师,张帆得到讯息后就求情贾仁泽把这些木材卖给文殊庄村,因为贾仁泽当时考虑村民用电比较急,同时碍于人情就把木材全卖给了文殊庄村了,总计卖下9800元,交了税费980元。

  “逼死人命一条”是说当年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族婶(族叔学诚之妻)在太原生活太困难从太原回老家,在贾仁泽家住了一段时间,1961年因病去世。这就成了他们诬告的借口。

  1964年原平县教育局把贾仁泽从轩岗联校校长任上调回原平东野庄学校主持“学制要缩短,六年要五年”教育改革试点工作,在任上被“四清”运动工作队带走直接带到崞阳镇接受批斗和改造,后又带回神山村关在西校,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批斗。

  贾仁泽从小求学满腔热血参加革命,48岁时受尽屈辱被“带帽”批臭,革命半辈子最后差点革了自己的命。终因战争年代艰苦条件致疾病缠身,但是临终告诫子孙们“没有国哪有家?人不论处在什么际遇,一定要铭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有千万不如绑技在身”“此生无怨无悔”。(注:史实来源贾仁泽生前口述整理及历史考证和互联网选摘)

  贾志强 贾倩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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