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治病，古已有之。大方在治法上往往多法兼备，“其处方既寓有巧思，而配伍又极其精密”，临床上一些顽固性疾病，病程冗长，缠绵难愈，病机复杂，虚实夹杂，证候多变，确实通过大方重剂调治，方可达到综合调治、提高疗效的目的。然而，现下不少临床医生不分情况、不顾病情而开具出三五十味，甚或百味以上药物所组成的“大方”，引发不少争议。
一般来说，中医对于大方的理解，往往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药味组合多;二是用药剂量大;三是用药持续时间长。关于多药味组合的临床应用，早在《黄帝内经》中即有相关论述，书中认为对复杂病症用小方或中方不能奏效时，可应用重方即大方治疗。医圣张仲景创制鳖甲煎丸、薯蓣丸等寒热并投、攻补兼施的方剂，开创了中医大方治疗难治病症的先河，更是为大方复方提供了很好的组方原则和理论基础，这对后来者研究和使用大方治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如药王孙思邈，其《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涉及疑难病的处方中，20味以上的方子就有80余首，多是攻补兼施、寒热气血并调之剂。金元名医李东垣组方药味也较多，后人称东垣先生用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所创制的方剂药味常多达二三十味，是典型的善用大方者。李东垣用药味数虽多，但其每味药的用量小，多选择药力较缓的药物组方，服用时一般制成粗末水煎分服，非常适合脾胃内伤等慢性病，且历经800余年的临床验证证明其疗效十分可靠。
反观现代临床，并非所有的大方都是针对重疾、慢病而设立，这其中不乏一些人为因素，如医生医术不精、辨证不明，只能通过“网罗原野”之术，打哪指哪，心存或许能够取胜的侥幸心理。此外，也不排除有些医生嫌小方太便宜，开小方赚不到钱，于是不用小方。若是出于上述情况和目的而开具的大方，并非真正的大方，不要说难以治大病，能不能治病都是问题。
采用中药内服的方法治病，无论是以100余味中药所组成的“大方”为治，还是采用一两味中药的“小方”治病，或是采用三五味中药、七八味中药、一二十味中药、二三十味中药等“中方”治病，其治病之理均大同小异，都是通过药物的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等作用于人体，“以偏纠偏”，恢复正气，抵御病邪，使人体气血阴阳达到平衡的状态，这就是中药内服治病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能用小方、中方取效，又何必使用大方呢?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用药味数适中，不仅可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很好地保护了中药材资源。当然，由于剂型的原因，某些剂型的方剂用药数量和剂量往往都偏大，如外用膏药、内服膏滋、部分丸剂、散剂等，其中不乏一些经典名方，但无论怎样，都是以切合临床需要为宗旨。
《黄帝内经》曾说：“治病有缓急，方有大小。”大方、小方均属于中医方剂分类法和制方法，各有其特定含义和适用范围，为历代医家所遵循。临证时，既不赞成不加辨证地滥用大方，也反对把小方作为用药准则。一般而言，若是初次发病、病情轻浅、幼儿老人等，可以小方、中方取效;慢病久病、病杂势重、体壮气实等，非常法所能取效者，应用大方重剂群起而攻之，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对疾病形成“十面埋伏”之势。总之，只有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遣药用方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赵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