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虽比2016年小幅减少，但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特别是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比重继续上升，“全面两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那么，出生人口的变化与我们的生活究竟有何关系？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全面两孩”政策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
近日，“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受到媒体关注。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1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用过度解读此数据。
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0.84和0.32个千分点。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
“2016年出生率比较高，因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大家都拥挤出生，等于是一时性的拥挤性的高，到2017年有所回落，这是正常的。”翟振武说。
2017年是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也是政策效果完整显现的第一年。受政策效应影响，2016年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平均水平，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育龄妇女人数呈现逐年减少趋势。2017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的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在上述因素影响下，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司长李希如对此表示，总的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国家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介绍，2017年二孩出生占比进一步提高，达到51%，比上一年度提高了5个百分点；一孩出生占比42%，下降5个百分点。他表示， 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当前，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经济社会因素影响更加明显。调查显示，群众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主要是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等。
这位负责人表示，为应对这一趋势和变化，国家卫计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出生人口监测预测，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努力推动解决群众在生育养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出生人数减少的态势将会持续并趋于稳定
那么，如何看待“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的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而据推算，2017年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比2016年下降0.059。”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厚莲博士表示，出生人口减少和生育水平下降，可能会让人误判“全面两孩”政策的效果，甚至会根据出生人口下降63万，判断出生人口将锐减，生育水平会下降。
“其实，我国人口学家早就发现，妇女总和生育率受生育政策、生肖偏好、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上下波动很正常。” 刘厚莲说，年度出生人口小幅波动，对整体人口规模影响微乎其微。
国家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表示，国家统计局根据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卫生计生统计的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758万。受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婚育年龄推迟等综合因素影响，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但仍保持较高规模，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
“出生人数减少，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最根本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此，翟振武表达了同样观点：“育龄妇女比去年减少。今天比去年又减少了500多万，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生的孩子当然就少了。”
据原新介绍，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我国政府组织以及学者预测，“十三五”期间，20~34岁的生育高峰期育龄人数，平均要减少280万~290万人。
“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均收入水平增加，教育水平提高，这些方面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今年出生人数回落，相比去年高累计的生育能量，是很正常的，今后还可能会继续逐渐回落。按照我们目前的经济水平，总和生育率大致能够保持在1.6~1.7这样一个水平上。”翟振武说，从世界范围看，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生育率都处在一个从高往低的水平，这是有规律可循的。
原新认为，“十四五”期间，15~49岁的育龄妇女还会继续减少，平均每年减少440万~460万人。而处于生育旺盛期的20~34岁的育龄妇女平均会减少540万~550万人。
“总体来说，生育人数和出生人数会是一个递减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减少的过程。”在原新看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出现双低态势，这是一个基本特征。也就是越年轻的生育人群，对于生育的冲动越小，现阶段这个现象比较普遍。
记者注意到，“生育意愿有所降低”，是受访专家们一致的观点。
“生育意愿不断下降，有几个重要因素，原因之一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翟振武认为，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基本达到57%～60%左右，将近60%的非城市人口转而成为城市常驻居民，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很明显。而城市化带来很多附带问题，比如说在城里工作和农村不一样，工作时间延长，照料孩子时间减少。其次是城市化让养老保障覆盖更完善和更全面，经济上人们可以不再依赖孩子养老，从而转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很多国家的历史证明，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翟振武说。
为有生育意愿的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也随之增加，这已是不争事实。
“2000年时，我们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现在将近8000美元左右。收入提高了，养育孩子成本当然也大幅度提高了，妇女要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就高了。原来在农村，生一个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值不了多少钱，而现在在城市中如果因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收入损失就会很大。”翟振武说，另外，随着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数已超过45%，高等教育的普及会带来结婚年龄延长从而降低了人口增长。
“最近这七八年每年大学招生都700多万，你想他们能生很多孩子吗？”翟振武说。
“社会竞争加剧，很多年轻人只能推迟或少要孩子。”原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婚育和生育年龄在推迟，尤其是大城市，导致生育周期和时间在缩短，生孩子数量自然就会少。原新表示，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正如国家卫计委发言人所做的分析——生育和养育成本提高，同时家庭扶持政策比较弱，0到3岁托幼机构和幼儿园比较少，再加上职场竞争加剧，社会竞争加剧等多种因素。
原新认为，出生人数减少的一个因素还在于“食品安全、环境因素、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不孕不育人数增多”。
“生育率随着现代化水平不断下降，这是一个趋势。从个人家庭角度来说，人的生育意愿也随之下降，应该尊重他们的生育意愿。”翟振武表示，但也应看到家庭生一个孩子的风险较大，还是要鼓励生两个孩子，鼓励按政策生育，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缓解老龄化都是有益的。
“让有生育意愿的妇女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不至于有很多后顾之忧而不敢生。”翟振武认为，对于一部分有生育意愿的家庭，由于生育成本高，生育压力大，没有时间照料等，政府应该能够提供更好的条件，能够使他们实现生育愿望。在这方面可以做更多工作，比如加强托幼服务，在生育、就业方面减少对女性发展的各种压制，给予生育期妇女以更多保护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菊华也表示：“我不认为出生人口少一点，对国家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对家庭来说，这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然，政策应做也能做的，是为有生育意愿的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