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制造业的再分配已经开始，目前还只是最初阶段。 尽管从2008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些迹象，直到2010年夏季的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才标志着中国制造业“低成本时代”的结束，也是迄今各种“唱衰”中国制造业的开始。但如果我们能冷静看待这一变化，其实并非所有的结束都是坏事，有些东西就该结束，有些阶段必须跨越，中国不能靠“低成本”过一辈子。过往的终结，正是成长的契机。关键不是变化，而是如何应变。
四川省政府承诺将满足富士康的劳动力需求，于是，政府指挥下的为富士康“抓壮丁”活动便在四川各乡镇正式上演，据媒体报道称，每个县都分到了几千工人的招工名额，因此，像“抓壮丁”一样，乡镇干部协助招工，并且亲自带队将大批工人送到富士康上班。
郭台铭在深圳富士康出事后提出“向西”的计划，当时新闻给人的印象就是“逃走”。但现在回头再看，富士康不仅没有放弃深圳，而且在全国22个城市都有了据点，实际上实现上了大幅扩张。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富士康的西迁理解为“向纵深腾挪”—我们一直讲结构调整、产业链升级，“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喊了许多年，结果还是一直在制造，而且非常害怕人家不让我们制造。也许相对于纵向的产业升级，横向的区域调整可能是更为有效的下手处。同样的工资，如果民工无须背井离乡，无论经济价值还是社会学意义都是完全不同的。
这不仅可以继续保有中国的竞争力，还能免去广州火车站的春运压力。另一方面，对于南方富裕地区来说，知耻而后勇，只有当他们不再为了这份“低级的”GDP而与西部省份争夺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时，才有可能真正产生一些“创造”的兴趣。中国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发展不平衡。这是劣势，城市溢价、楼市高企，都是它的反映；但这也是优势，地区差异为发展提供了腾挪的空间，正是中国竞争力的纵深所在。
成都市在2009年10月和富士康正式签约，第二年7月，富士康的iPad项目在成都正式投产。当时，郭台铭宣称，2013年成都生产的iPad将达到1亿台，富士康5年后用工量将达50万人，年产值6000亿元—为此，成都市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土地、税收上为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据一家劳务公司负责人江总透露，由政府主导成立的富士康招募办，按照省、市、县、乡镇四级，层层分配任务下去，凡是劳务公司带一个工人来富士康，就由政府支付1200元的报酬。 中国健康新闻网 编辑：至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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